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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东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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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,日军赈济河南饥荒真相   

2012-12-24 12:16:2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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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一九四二》营造了一种错觉,当饥荒在河南铺天盖地蔓延开来时,进入此间的日军开始发放粮食赈济。蒋介石对此感到恐怖,因为国民政府在救灾问题上乏善可陈。被杜撰出来的一句经典台词是:“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,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。”

    虽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,《一九四二》花了不少篇幅描述日军滥杀无辜的场景,并努力表达日军发放粮食的初衷是为了军事上收买民心。但突兀地呈现日军发粮的信息,很容易给观众造成误解。我的几个朋友,就曾私下或公开问我,日军在救济河南饥荒灾时有何优异表现?但事实显非如此。

    小说家谈历史一不留神就会弄出笑话

    造成这种错误表达,当然和编剧刘震云有关。他1993年写就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,就曾更为直白地表示,1943年日军开进了他的家乡河南延津县,开始发粮,救了乡亲们的命。所以后来,他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,当汉奸的非常多:“为了生存,有奶就是娘,吃了日本的粮,是卖国,是汉奸,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?”言下颇为理直气壮。

    小说家谈历史,一不留神就会弄出笑话。这就是一个例子。其实,刘震云的家乡延津县,早在1938年就已沦陷,成为日伪统治区,国民政府的权力不及于此。即便抛弃侵略的因素,1941-1943年间这里的饥荒,也应由日伪政府负责。所谓1943年日军才开进河南延津等地,与历史并不吻合。当旱灾、蝗灾在1940年代初漫卷整个河南时,这里大约有三分之一土地已经被日军占据,包括豫北、豫东北和豫东南等地。延津所在的新乡市位于黄河以北,整个都不是国民政府有效统治区域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,刘震云是否只搞错了时间,真相或许是,在跨度三年的饥荒岁月里,日伪政府一直都在发粮救乡亲们的命,与国统区构成巨大反差呢?当然不是。从刘震云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描述即可看出,他的亲友和乡亲们在1942年前后,遭遇巨大饥荒,家破人亡,妻离子散,死人是寻常事。电影《一九四二》也选择从延津出发,主人公老东家的原型就是刘震云的舅舅范克俭。

    类似的证据,还可以举出很多。譬如《新乡县志》中有日军1942年(在饥民食不果腹情况下)强迫数万民众开挖引黄入卫工程、1943年范岭村田芳春带领村民4次打退日伪军强征粮款等记载。

    日本占领区的惨况比国统区丝毫不差

   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,给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表述。河南修武县也是日伪统治区,该县牛庄村老人郭景道曾在《修武:大灾荒时期的牛庄》一文中回忆说,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、“皇协军”、杂牌队、地方团队,仍是差捐频仍,有增无减。他们进村撞开门后,不仅抢走你的粮食,牵去你的牲口,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。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务时,即把你捆绑起来,吊到梁上,用棍打,用鞭抽,再无口供,就用烧红的火柱往身上烙,直到你说出粮食、东西放的地方,把你的粮食、东西全部拿去为止。———这笔账,当然不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,也和日军发粮的影视塑造构成对比。

    郭景道举了一个例子,牛庄一家小殷家户许法义,此前常在饭场夸耀说:“三年不下雨,也饿不着我许法义。”但1942年冬一天夜里,修武地方团队闯进他家,捆绑吊在梁上,一阵极刑吊打,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,一粒不留全部抢光。第二年,除了逃荒到大同煤矿的独生子许安朝外,一家十余口全部饿死了———如果日军一直在发粮,会有这种结局么?

    同在日伪区的博爱县老人樊秉泉称,严重自然灾害下,日本侵略军提出“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,不让饿死一个兵”的口号,“驻地‘皇协军’,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,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,明着要粮款,暗里抢财物。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,有的寻死上吊,有的投井自尽。农民们死的死,逃的逃,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。”日军是否提出上述口号,值得进一步考证,但催要粮款旁证甚多,不容置疑。

    在日伪统治区获嘉县老人周长安的回忆中,1943年仍饿殍遍地。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早,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,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、饿死30多人,大部分是小孩,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,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,浑身布满了白霜,其状惨不忍睹。

    笔者又特地查阅了《获嘉水利志》,其中记载:民国三十二年(1943),旱、蝗灾严重,麦秋无收,树皮野草吃尽,往山西、徐州等地逃荒的达34654人,占人口的20%。卖儿卖女、妻离子散的56928人,饿死的18709人,死亡绝户的543户,2172人。

    这个惨况,比国统区丝毫不差吧?

    就整个大的形势而言,1943年春麦过后,灾情得到缓解。日伪政府在延津等地发粮,是可能的,毕竟这里是他们的统治区域。但这也反证,在1943年之前,日伪并未如此行事。中国百姓直到今天还有“感谢政府”的朴素价值观,对政府的义务缺乏要求,70年前更没有问责政府的意识,对日伪1943年的救济行为感恩戴德并不奇怪;但知识分子只攫取这一片段历史事实而予放大,则形同对完全真相的遮蔽。

    另外,与日伪政府几乎同时,国民政府也在1943年加大了救济力度。从现有证据看,用日军发粮救济和国民搜刮贪渎来做对比,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成立。事实上,华北大部都在日军有效统治范围,他们比国民政府更有便利条件从外省调来粮食赈济,何况丰硕的东北当时还是所谓日本掌控的“满洲国”,但那里更多是作为日本岛的后方粮仓了。

    所谓日伪政府放粮救济的真相,不过如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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